一场完败的PK

常常想起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评选活动,也常常都觉得网民们当之无愧。从百度李毅吧、天涯、猫扑、牛博网、宽带山到新浪微博,他们的智慧、渊博、幽默,各种段子各种撕逼各种揭露各种爆料,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当然,这次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群体涌入台湾参政议政开了。其实我很好奇,这将是怎样的一场战争?两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短兵相接。接着,看到了无数的表情包,没有逻辑,没有争论的过程,只有粗俗的骂。想起了红卫兵喊口号,想起了球场的疯狂球迷。完败。

这次PK充分展示了大陆网名的无知和粗俗,更深一层,展示了洗脑的成果。就如同很多人恨香港,既不是因为香港人在菜里下毒或卖的东西不便宜,而是因为有些别有用心的宣传如同三姑六婆的挑拨,四两拨千斤的把事情扭曲激化,让不搭嘎的两帮人以为对方在戳我的痛处,于是功到自然成。

突然明白为什么国家在宣传上耗费巨资:这种愚民宣传能让人眼睛被蒙蔽,大脑不能思考,有需要的时候就能让大部分人去爱什么或者去恨什么。这真是天堂啊,还有什么能比控制一个这样的傻瓜王国更爽的呢?

kiddo

经常向kiddo同学炫耀英文的结果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k:妈妈床怎么说?
娘:bed
k:灯灯呢?
娘:light
k:灯的这个杆杆呢?
娘:……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k:灯的这个脚脚呢……

美丽的圣诞树弄好啦
为娘的开心的播放了一首jingle bell应景
然后,最近,家里忽然多了一道歌声
k:金狗彪,金狗彪,金狗饿热威……

和k在月色下散步顺便讨论下一期的NASA任务
娘:宝宝你看,天上的月亮像金钩挂着,好漂亮哦
k:这个月亮就是,亲亲我的宝贝里面,在月亮上写名字的
娘:没错,上面写了谁的名字?
k:写了k!
娘:对啦,你下次上去可以看见哦。
k:我要做一个梯子,可以到月亮上
娘:太棒啦!那要小心点,不要摔倒哦!
k:不会,月亮可以漂浮
(娘偷笑:天啊天啊天啊,小家伙不会连月亮引力很小也知道了吧?!)
k:因为月亮也是飘在天上的啊
娘:……

自从发现我抹眼霜
现在k同学把自己的婴儿霜也当眼霜抹……还眯着小眼抹得非常认真……

最近新买漱口水
娘:好难用,再也不买李施德林冰蓝口味的了
k:漱口水,你很难用,下次要改正哦

Kiddo

本来想做一本kiddo的成长集,只供家人回忆,可惜做娘的生性懒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为了避免日后被小kiddo碎碎念,只好写到blog里面。希望大家不要看,希望能持续,希望当事人将来看在这个面上饶我一命。

有一天睡觉前kiddo发问
k:妈妈你喜欢吃什么?
娘:火锅……你呢?(本来不想问,正在床头书的娘为了快速哄睡只好一心两用的顺便一问)
k:红萝卜!
我服了!真当自己是小白兔两只耳朵竖起来!从来没有小孩喜欢吃红萝卜的好哇……

学习模仿中的小孩真是有够可以的
k:你不要幸灾落后/我要参加生日排队

早上看见我抹化妆水
娘:妈妈老了才抹这个,你小娃娃不用
k:那,那等我老了就可以用了对吧?
娘:……

南市

毒日当头,缓缓步行在南市的梧桐下。
烤蛋卷的小姑娘,二十多岁的样子,破桌子破瓷盆破铁饼铛破牌子上书“新西兰奶油蛋卷”,将卷好的蛋卷放进袋子轻轻吐出一句“阿卜再未”。老人家施施然走进巷子,躲过左右摘菜的、修锅盖的邻居,消失在朱红门框里。

马路边两人正抡胳膊打架,围观者大呼小叫,津津有味。

“砰!”
回头一看,一辆摩托车躺在小轿车前轮下,骑士也倒地不起。胖乎乎的轿车司机惊慌失措的坐在车里。围观打架的人迅速转移过来,继续大呼小叫。

踩着梧桐叶的影子,突然想起唐德刚说,中国社会法治民主的日期最早是21世纪中叶。

有一种女人叫做何韵诗

听她唱歌,气质郁郁,情深款款,刚柔相济,一首“痴情司”唱得婉转惆怅,原来是梅艳芳的爱徒,难怪风格似曾相识。只是梅艳芳再深情,不如她思想独特,别具灵慧。在她最辉煌的一年,拿奖拿到手软的时候,却录制了一张关于精神病人的专辑;眼看金融危机来临,她又开了一场免费演唱会高呼“快乐是免费的”……作为魁北克的高材生,她除了以一流声线和无敌唱功称霸娱乐界,也做了音乐界难得的有思想者。

看她演戏,《夺命金》拿下多少奖杯,相信看过的人都会对这位短发制服的银行职员印象深刻,不亚于影帝刘青云。

观赏她的舞台剧《贾宝玉》,灯光全亮,她从烟幕中缓缓升起,活生生就是贾宝玉一枚,再不能更本色了。

读她的绯闻,和容祖儿十年断臂情,分手,勇敢出柜,敢作敢当却也宽容良善的女子。

她说:“各位唯稳派,请继续尽情活于你们虚构的‘安定繁荣’梦幻中,某天若终于醒过来,记得别哭别求救就是了。”彼时,蓬头垢面的她被解放军叔叔带走,导演王晶挥舞着肥胖的胳膊扬言删除她的联系方式。至此,心生爱慕,感叹这世间有一种女人叫做“何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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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扬州

一直以为扬州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看柳永流连花街柳巷便知。到了扬州,才知原来扬州是曾经的航运枢纽,经济重镇。多如牛毛的退休官员、南下躲太平军的徽商在此购置宅邸,所有故事便都是商人赚钱和富豪消费的故事了:不管澡堂文化,淮扬菜和精致的点心,还是妓女行业的繁盛。时值乱事之秋的民国,“政蔽、官贪、课增、费滥、产减、销绌、枭狂”,百姓的生活更是飘摇,其间的故事也更加令人唏嘘。比如徽商汪氏一族,南迁至此,开设盐号,大儿子在乱世中支撑家业心力憔悴而逝,二儿子算是命长一点,带着家当逃往上海,却也熬不过66年中风过世,三儿子经营皮货生意兴盛一时,却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将之财富洗劫一空,四儿子年轻时尚,涉足金融业,还娶了行长的女儿,不知是不是亲日,因不肯迁到重庆被上海黑帮绑架撕票,幕后凶手至今成迷……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缩影。

当政府盐业政策变化,盐商失去了对盐业贸易的垄断地位而一落千丈的时候,这个城市也就随之衰落了

文 雷晓宇

有这样一些数据可以说明扬州这个城市在鼎盛时期的地位。

以乾隆三十七年为例,扬州盐引销售量1529600引。一引等于200斤-400斤,一引盐在海滨是0.64两白银,运到扬州来以后,加上运费、盐税,达到1.82两左右,从扬州运到东南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糊南、浙江),零售价10两左右,价钱翻了十倍不止。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全世界8%的经济总量。

“这是就经济规模而言。就人口规模而言,扬州人口50万,居世界第六。就文化地位而言,扬州排名世界第一,第二是北京,第三是罗马,第四是巴黎。”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黄叔成显然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被商人改变的城市。这商人,还不是扬州本地人,而是来自徽州的客商。在近代人陈去病的《五石斋》中有这么一句话:“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商业城市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亚芬安妮曾经这样描述历史上的扬州:“有时候商人云集,有时候士兵云集,有时候混而有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扬州在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称为军事堡垒,在统一时期又转变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扬州成为这样一个舞台:商人和军人交替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

明清时期的扬州无疑是后者,政府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这时候,扮演主角的是徽商。

黄叔成说:“在明朝时候,当地有个说法,叫做“秦腔翕语满街巷”,就是说,在扬州做生意的大多是山西人、陕西人和徽州人。到了康熙年间,情况有所变化――陕退,晋转,徽进。徽商成为两淮盐商的主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和政府的盐业管理政策有关。政策的改变导致大批徽商进入扬州,成为继晋商之后又一批移民到扬州的商人。”扬州学会会长韦明铧解释说。

明朝建立以后,在西北以外仍然有元军驻扎,威胁中原的安全,明朝政府便在那一带驻军。有驻军,就需要长年供给粮草,这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于是开中制应运而生,后来政府改开中制为折色制――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来,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

比较这一时期共生于扬州的晋商和徽商是个有趣的话题。单从两地商人的家宅上就能看出这两个群体的气质差异。黄叔成举例说:“不是说晋商没有文化,他也有文化,但是他的文化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你看乔家大院,有气势,结实,但是并不好看,灰蒙蒙的,有一种压抑感。他们才不会懂得造假山假水,种花草树木。”而扬州的徽州盐商住宅显得轻松、开阔、愉悦,以审美的情趣消解了晋商大院中那种权力、等级的森严。

韦明铧则把这两个商帮气质上的差异归结为两点。一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换句话说,晋商不会花钱,“抠”。就是再有钱,一样过着苦行僧的生活:穿老羊皮袍子、吃馍馍、夹大葱大蒜,死了以后在地窖里留大箱子元宝,但是只舍得花二两银子给自己买棺材。晋商再有钱,讲的是仕途经济,缺少一种叫做“旨趣”的东西。“徽州人就不一样了。我看过那么多讲扬州的古书,里面谈论的通通都不是生活必需品,都是玩的东西。单说一样――千户生女当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花和戏,都是没有也不会死的东西。他们关心的就是现世的享受。”

再一个,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也和徽商的经营理念有关系。这个群体在扬州的崛起和皇权对于盐的垄断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他们讲究对皇家的“报效”。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是由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当时修建大量的行宫,甚至改写了扬州的城市格局,形成了以这些行宫为中心,以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宅逐渐扩散的城市空间。“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晋商也讲究官商结合,但是他们公关手段的灵活性、主动性远远不及徽商。”韦明铧总结说。

消费城市

并不是每一个商业城市都能够成为消费城市,但是扬州就能。当时的社会上有种说法,叫做“扬气”。“就是扬州味儿,”韦明铧解释说:“什么东西奢华、讲究到极致,就是扬气。”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扬州是领风气之先的时尚之都。18世纪的扬州旅游指南《扬州画舫录》中曾经屡屡提到扬州盐商奢侈的消费风气:选美选腻了,开始选丑,大姑娘大热天在脸上涂酱油,在太阳底下暴晒,比谁更丑些。比有钱,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集体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家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

这些奢侈消费一开始是作为攀附大官显贵的公关手段出现的,后来成为了一种城市习惯。“扬州有个说法叫做乌纱帽和绣花鞋,乌纱帽就是说和当官的交好,自己不能做官也要自己儿子做官。绣花鞋就是好女色。这两个词代表了扬州盐商的政治理念和生活追求。”韦明铧说。

这个城市的盐商在疯狂消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消费市场。盐商喜欢优美的居住环境,于是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盐商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出现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喜欢山珍海味,于是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盐商喜欢悠闲,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茶馆和澡堂。盐商喜欢逛妓院,妓女又好打扮,于是扬州出现了香粉业。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扬州香粉就是汪礼珍的夫家谢馥春的香粉。盐商的消费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繁荣,他们是为拉动城市的内需买单的人。

来自徽州的盐商们大肆消费的时候,扬州本地人在干什么呢?这就要谈到扬州除了官、商人之后的其它两个社会阶层:文人和闲人。而这两个阶层又都是依附于盐商的。

先说文人。为什么同样是徽州商人,来了扬州就特别能花钱、会花钱?“这恐怕和扬州的文人商人的互动有关系,”黄叔成说:“当时的盐商为了附庸风雅也好,真心喜欢也好,都流行养着大量的文人清客。他们除了商人以外,还扮演艺术赞助人的角色。没有扬州的盐商,就不会有扬州八怪。反过来,这些文人也赋予了盐商相当的艺术品味和文化含量。”

再说闲人。因为盐商实在是太有钱了,普通一个家丁挣的钱也足够养活一大家子,导致扬州“盛产”大量闲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于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茶馆和澡堂。闲到什么程度?韦明铧说:“那时候,很多人早上一起床就往茶馆赶。为什么?因为他的毛巾牙刷都放在茶馆里,洗漱都在茶馆里。”

于是扬州成为一个“殖民城市”:官、大盐商、小商人、文人、闲人、旅游者构成了这个18世纪城市的社会阶层。在这个城市里,盐商作为外来人口,事实上掌握着社会经济权力,控制着城市腹地的主要贸易资源,当地的土著反而处于从属地位了。“新来的富人”事实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精英的主导地位。当政府盐业政策变化,盐商失去了对盐业贸易的垄断地位而一落千丈的时候,这个城市也就随之衰落了。“至于汪氏家族,不过是城市衰落之后一次小小的回光返照罢了。”

“也许不能说衰落,而是凝固在那个时代了。有时候走在扬州街头,我觉得扬州一百年来,几乎没有变过。”韦明铧说。

最后一个问题

阿城在《威尼斯日记》里把扬州盐商比为威尼斯商人,把扬州画舫比作刚朵拉。那么我们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在18世纪中期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扬州和欧洲宫廷同样处于奢侈消费的风流世纪,为何欧洲骑士能够因为贵妇人的奢侈胃口而开疆扩土,最终诞生资本主义,而扬州只能随着王朝的衰落而自然退化?

再次回到乾隆三十七年。就在乾隆准备再次下江南,扬州盐商为了迎接圣驾大肆修筑园林的时候,几乎同一时期,瓦特发明了蒸气机,开始工业革命;法国人攻打巴士底狱,推翻了一个王朝;乾隆三十八年,亚当・斯密完成了《国富论》的初稿,他在作品中赞叹了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同时感叹:为什么这个帝国几百年来始终没有变化?

亚当・斯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法国人伏尔泰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哲学家的答案。他在《风俗论》中思考: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已有遥远的历史,他们的进步为什么还是微乎其微呢?他的回答有两个:一是中国人对于古老的东西心存敬畏,认为一切古老的都是好的;二是他们语言的性质,他们使用方块字,而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

韦明铧说:“扬州是一个谜,我的一个朋友,说扬州是亚太经济圈里的一头怪兽。”黄叔成说:“张五常搞制度经济学,但是他也不敢说扬州。”

关于旅行

最近被朋友圈里的旅行照片刷屏得眼花缭乱,去日本的总是一大丛散乱的樱花、不知道什么寺庙里的连着的红色的门框杆子一排排、富士山上的卤鸡蛋;要不就是酒店游泳池、双腿放在躺椅上、海鲜自助餐的海岛照片;或者就是两口子在飞机上秀恩爱,连带精致的飞机线路图。带着单反相机和一堆镜头和只能自我欣赏一番的业余水平。还有朋友对于满世界旅游拍照的生活充满向往,认为“这就是我要的生活”。突然觉得,中国真是缺少贵族气质。

记得以前看过的一本书名叫《穷得有品位》,里面详细介绍了一群贵族没落之后的生活,尤其记得里面对旅行的描述:贵族是非常不喜欢旅行的,因为出门在外各种品质下降、劳累,能不远行就不远行,除非是徐霞客这种科考探险爱好者。对于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出国旅行跟跑步一样,成了时尚和虚荣,秀朋友圈的虚荣远大于在旅行中的享受。于是现在,我看到有这种爱好的朋友,自动将之归入出身极为穷困的屌丝组。

在我看来,旅行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不仅仅是花钱的部分。比如去巴黎之前,看了很多书,尤其是Linda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哪些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值得我游览,是很重要的功课,比如路易十六是在哪里被砍头的,拉法耶特是什么人墓在哪里,安布瓦斯堡外面的墙上曾被天主教徒挂满了一千多具基督徒的尸体,雪侬堡里皇后是如何窥视皇帝的情妇,拉雪兹公墓里有哪些名人的墓地……当然你可以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但如果仅仅是订好酒店机票,穷游上面看上几个帖子就出发了,那么,也只剩下路上的扑克牌和朋友圈的照片了。尤其对于之前的日本游热,大部分人几乎没看过什么日剧,连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不知道,就那几个著名景点扎堆游览一下,几盘生鱼片一吃,再泡个热水澡,我只能呵呵了。

当然也遇到很会旅游的朋友,她已经花了四年的时间游欧洲,最近决定花一年的时间慢慢游日本,并且发出了很多有趣的、增长我见闻的信息。我能感受到她对于旅游本身的享受,远远大于朋友圈点赞的虚荣。

记得那年当我一个人半夜在巴黎街头迷路的时候,才发现旅行最大的意义是和爱的人在一起悠闲的做有兴趣的探索,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朋友圈能不能发好看的图片。为了满足消费和虚荣心进行的旅行,带来的只是空虚和,累。

遇见北岛

温柔而羞涩之下
是最绝望又最勇敢的太阳鸟

趁年轻,去吧
反正最后都会妥协

丢失的通行证
换取已经刻好的墓志铭
高贵者,北岛

PS.聆听北岛亲自读自己流亡之后的诗作《乡音》,此诗本身并非才华横溢,场景和时间却让人唏嘘不已,所以能明白为什么北岛只亲自读了这一首。并且北岛亲自指出,网上传播的版本,最后一句“于是我迷上了深渊”不是他写的,原作没有此句。

乡音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花花的电影之旅(五)

心花路放

也许观众对电影本身的期许太重要了,以致于当我以一部烂片的态度随便看看的时候却感觉到非常惊艳。
我给的评价是:宁浩自《疯狂的石头》《无人区》之后最好的作品。剧本细致奇幻,虽略有冗长的部分,但精致度很高,其幽默和对感情探讨的深入程度,比《泰囧》高了一个档次。导演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各种手法、取景的细致程度,能看出导演的心血所在。并且,此片保留了导演的一贯风格:黑色幽默,在这个部分虽然常常被大家认为是抄袭了大师手笔,但目前还没有哪个中国导演在此领域能出其右。
推荐需要放松的时候观看,欢乐治愈型。

少年时代

很多人跟我说这片子很平淡冗长,没什么剧情。其实这只是导演的障眼法,如果我来拍,完全可以拍成一个超级狗血的电影,把各种冲突场面加强,比如他们继父如何虐待他们,如何搬家,如何打官司离婚等等。导演和编剧选择旁敲侧击、平平淡淡的去表现一些人生大事,这便是此片的重要亮点。

第二个特别之处在于,导演选择了同一批演员拍摄,每年拍一点点,整整拍了12年。看着父母老的老,孩子长大的长大,各个阶段的变化如此真实,仿佛观赏一本照片集,时间轴放在观众手里,不知可否定义为“四维电影”?然而,电影的软肋也正在于此:主角梅森和他姐姐演技上的缺失。因为导演选角的时候都是小孩子,演小时候的部分很不错,随着慢慢长大,演技却跟不上导演的要求了,两位都是腼腆面瘫,阴郁寡欢,比起父母的角色简直差太多了。

最后,从片子里面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人教育孩子的理念。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复杂混乱,但是他们姐弟两一直得到非常好的保护,父母爱护、理解他们,直到18岁离开家,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美国式的亲子关系:平等的、科学的教育孩子,一种看似松散但是充满爱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小孩受到的溺爱却缺乏理解的、充满压力的成长氛围,美国小孩真是无比幸福了。这种幸福使得他们更像个人,更勇敢坚强。

《血酬定律》是学术垃圾

作者:叶子风。

“血酬定律”是我经常在读书人口中听到的流行词,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它的发明者是吴思,在知识界有些名气,但我向来崇洋媚外,对国内学人缺乏兴趣,所以一直没读他写的书,也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前阵子逛街,见路边摊上有《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合集,很便宜,就买回家。但才翻几页,我就有了不良反应,胸闷鼻塞,情绪低落。我很震惊,这么一个荒唐的概念,竟被那么多读书人接受,乃至口口相传。中国知识分子真极品,本来脑子就乱,还非要造新词把自己弄得更乱。
   什么是“血酬”?吴思这样定义:“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这真是匪夷所思的类比,工资、利息、地租都来自交易行为,可是暴力劫掠不是交易,怎能混为一谈。交易是双方皆有所得,劫掠有一方是净损失,赃款怎么成了酬报?受害人付给加害人酬报?还有一次在访谈里,吴思这样说道:“劳动换取的收益是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这种错误太低级了。甲去给乙打工,甲提供劳务,乙支付工钱,这是“换取”。但是甲去打劫乙,甲给了乙什么?吴思说,甲的收益是“流血拼命换取的”,难道乙得到了“流血拼命”?那还不如说甲给了乙一场爱匪主义教育呢。
   吴思发明“血酬”,本意是想从经济学角度探讨集体暴力行为,却彻底暴露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交换”是向别人提供物品或服务而取得收益。那么,有没有人通过“流血拼命”换取收益?有,但不是抢匪,而是镖师。他们向别人提供“流血拼命”的服务获得收益。其实,如果换成经典的经济学解释,吴思的谬误就更加清楚了。萨伊的定义:“对借用劳动力所付的代价叫做工资。对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叫做利息。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做地租。”请问,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他们出借了什么令别人付出代价?当然没有,他们是压榨者、抢劫者、破坏者,“流血拼命”只能说是风险——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可能遭致反抗。即便发生了“流血拼命”,这也不是可以“换取收益”的东西,因为对方不需要,也无法从中得到好处。
   最基本的概念都搞错了,由此而来的推论更是不堪入目,吴思的整本书可以说是一堆废纸。书中有这样一条所谓“定律”: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吴思还煞有介事地罗列了几项成本。第一项就骇人听闻:“良心,同情感和正义感”。一个强盗掳掠财物,他的良心居然有价,要打入成本。好吧,姑且假设,强盗第一次打劫成本很高,失去了做好人的机会。那么,第二次打劫,他还有这一项良心的成本吗?上一次他的良心都泯灭了,难道会自动长回来?按照这种良心成本的说法,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要比正常的牛奶成本高很多,同情和正义感都搭进去了,最好卖得贵点,否则可能亏本。吴思还有一项成本更诡异:人命。他将付出这一代价的过程叫“卖命”。按照阿尔钦的定义,“成本”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放弃的东西。可是,“生命”不可能是成本,因为一个人把命都放弃了,他就什么也获得不了。只有“防范死亡”或“护卫生命”才有成本。对强盗来说,盔甲和盾牌是成本,他们的命不是。但吴思不这么想,他一步错就步步错,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血酬定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这完全是精神错乱,“生命”交出去,都死翘翘了,还要“生存资源”干什么?恐怖分子当“人肉炸弹”,用命来换的也不是什么资源,那是永恒的天国。
   吴思将“换取”与“抢劫”同等看待,都视为经济计算的结果。他说:“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指出,吴思确实孤陋寡闻了,这个问题已有前辈大师解答过。甚至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解答,它将交易行为与暴力行为区别开来,并解释了为何市场法则不同于丛林法则。如布坎南所言,经济学研究交换关系,政治学研究强制关系。谁也不会否认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战争以及各种暴力抢掠行为,但即便最残酷的环境里,仍会有微弱的分工与合作,进行着生产与交换。文明来自后者的建设性,而不是前者的破坏性,这就是经济学的视角。假如经济学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和平才能分工合作,暴力会毁坏自由交易,那就应该改名了,叫“掳掠学”。在经济学里,有很多对暴力和强制行为的解释,但都是将其作为“交易秩序”的外部威胁来看待的,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历史中频繁的豪取强夺现象,米塞斯这样说道,“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是因为他们深信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手段。”他认为,这类行为既是动物本能,也是“无知”的结果;不是“经济计算”,恰恰是不懂“经济计算”。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合作与分工的好处,通过市场交换满足需求,有了更多“经济计算”,文明才得以进步。为此米塞斯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他说:“对于那些不是市场买卖的事物给以金钱的估价,用那些不涉及实际的妄断的项目来作计算,那是毫无意义的。”他还强调,“人、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面,保持生命与健康是目的,而非手段,不是计算程序所考虑的问题。”
   归根结底,吴思的错误还是源于那个古老的偏见——商场如战场,一方获益依赖于另一方的损失。其实稍微动下脑子,就知道这是错的。社会生产的模式是分工,人与人的合作,不是食物链的关系。市场是共赢模式,参与者各有所求,也各有所得,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种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由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至今仍在大众舆论中占据主流。像长平说的“资本是贪婪的”,木心说的“商业极权”,梁文道说的“市场经济带来阶级剥削”等言论,都是这一偏见的变种。简单说来,它就是对商业社会的仇恨。吴思将“掠夺”等同于“交易”,并不是对暴力的赞颂,却绝对是对市场的贬低。他甚至将盗匪比作资本家,说他们“追求血酬最大化”,谁能看出来,这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拙劣模仿。实际上,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本身就隐含着恶意,似乎企业家为求利润不择手段,任意妄为。但现实并非如此,企业家没有什么手段使“利润最大化”。真正能决定他们获利多少的是消费者。无论是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产品的价格,都由消费者决定。如果企业获利丰厚,那也是远见或运气的作用,并不是用了什么“最大化”手段。只有强制行为,才可能通过压榨对方而获取“最大化”收益。但企业家和资本家没有强迫谁,他们获利是通过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吴思将他们与盗匪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诽谤。
   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指出,在人类的文明进程里,有一支蔑视商业活动和物质财产的同盟军,里面有两种人,暴徒和信徒。暴徒靠抢掠和剥削为生,践踏他人财产权,信徒则巧舌如簧,为各种强制行为粉饰,以“公共”的名义将其合理化。在古代,他们是酋长的匪帮和巫师。在今天,他们是政治领袖的军队和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为不事生产,所以对生产与经营者,包括商人和劳动者,总是不怀好意。他们以一副道德家的面目出现,强调生产关系的不和谐、市场的不完美,只是为了便于让强权插手,从中渔利。吴思的“血酬定律”证明了他就是其中一员:巫师型知识分子。一个绑匪撕了票,没有人能看见他的良心,但吴思却可以,他认为这是绑匪付出的成本。这种视角完全是强权者的,因为只有强权者才看得见自己的良心。
   以前我听人讲起吴思都是一些好话,说他身在体制内却忧国忧民,是“良心知识分子”。今天读了他的书,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种良心。作为知识界精英,身体受“体制”禁锢是无奈,头脑被“体制”禁锢却是可耻。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和南方报业的某人聊天,他大谈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到处个人利益至上,缺少理想主义关怀,应该用“政右经左”来纠偏,为中国的自油民煮事业扫清障碍,我忍不住顶了他一句:你还扫清障碍?你自己就是自油民煮的障碍。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吴思。不懂自由,奢谈良心,还是歇菜吧。